英雄人物及其历史书写，大体涉及国家意义上的英雄与民族意义上的英雄。国家意义的英雄人物的历史定位，既涉及民众对国家及其政治偶像的认知，更涉及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时期英雄与民众关系的重构及其历史书写；英雄形象的建构及其历史书写还涉及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别是民族解放战争往往伴随民族英雄大量涌现。

英雄与时势的关联及其历史记忆

英雄人物时代性与民族性及其历史书写，往往对应着相应的历史及社会空间，有“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之谓。就民族记忆而言，后者属“彼时彼地”的产物。强大的民族往往有自己的英雄引领。民族英雄的历史常与该民族曾走过道路及记忆关联。英雄记忆的历史涉及英雄事迹产生及媒介话语表述，通常经过官方或民间的传播而形成经典人物形象或经典案例。随着社会的变化及历史的变迁，“此时此刻”的历史书写者对于“彼时彼刻”英雄偶像建构及其解读，往往有多个层面、多个维度。

分析英雄人物塑造及其书写的社会价值时，要看到“时势造英雄”所涉英雄人物的时代性，也就是说英雄形象的建构往往和特定的历史变迁及社会的责任担当关系密切。诸如宋代岳飞抗金、明代戚继光抗倭等，都是战争语境中呈现的英雄。而社会危机的时代性决定不同的历史时期英雄们行止有相当差距。战争时期，与英雄相对的就是汉奸、卖国贼，宋代岳飞相对于秦桧；抗日英雄吉鸿昌，往往是与抗战正义性、道义性密切关联。

英雄人物的典范或表率作用多具有民族性。此涉及“英雄造时势”的社会效应。历史上英雄的产生或英雄群体的涌现，往往和争取民族独立征战的历程相联系。民族解放历程中英雄往往被视作民族杰出的领袖或者是风向标式的人物。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做出贡献甚至牺牲的英雄人物其表率作用，往往有利于维护民族独立或是争取民族的自由、自决。民族解放战争中英雄人物呈现及其书写往往与民族传统及其关联的思想文化密切勾连。

英雄及其群体往往与民族性相结合。某些英雄往往与民族冲突或民族融合等相联系，不但产生于民族之间的相互征战，诸如李世民的和亲政策等往往也象征民族融合乃至团结。

总体而言，英雄人物的塑造多历经历史长河的洗礼，亦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英雄人物的民族性密切相关。其价值与意义往往超越历史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构成经典化的历史叙事。如岳飞是汉民族的英雄，但经过历史的历练与勾连，其个人形象多与宋王朝的历史故事交织。每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岳飞不仅是汉民族的英雄，而且化身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

英雄英烈的事迹多发生在战争年代，战争语境中英雄人物的事迹进行呈现及其书写，往往涉及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论证。战争与和平相辅相成，今天的和平可能源自昨日战争牺牲。通过民族记忆及其历史书写，英雄史诗往往使受众在和平时期联想战争及和平来之不易。此属民族文化延续性的重要体现。而面对“此时此刻”的和平语境，“彼时彼刻”的战争时期英雄事迹及其历史记忆，往往自觉地被历史书写者抽象成相关的文化符号。比如博物馆中与英雄乃至英雄史诗关联的衣服、枪支呈现或展示，还有与此相关的种种历史书写均构成战争乃至革命叙述的重要方式。

战争年代的英雄及其精神遗产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往往成为社会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针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拍摄电影等方式进行英雄叙事。而有关英雄史诗往往也是国家主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解释了当下许多国家明文规定英雄遗址及其历史场景建立英雄雕塑及纪念碑等予以保护。纪念碑等属战争的警示或历史教训的象征。就历史书写及叙事而言，战争年代英雄行为事迹的呈现与传播，往往与战时舆论动员、争取民族独立乃至爱国主义教育等需求密切勾连。世界大战语境中一些英雄人物诸如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所率领的对华医疗队救死扶伤等英雄主义超越国界，被视作帮助中国抗日并早日争取和平的国际主义的象征。而战争年代建国元帅等英雄符号一旦产生，它在和平建设时期往往与国歌、国旗、英雄纪念碑构成了国家主义的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相比之下，和平时期国家建设亦在相应的历史时空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英雄缅怀，立法保护英雄与偶像，折射时代发展及社会秩序的规范化，英雄的历史记忆受到高度重视，变成非常圣洁的国民精神的宝贵财富。简言之，战争年代的英雄在和平时期的记忆，往往通过相应历史场景举行悼念仪式并进行历史书写，英雄过往及其事迹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由此重构；对于解构英雄形象的文化娱乐等大众消费行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通过社会立法乃至国家立法的方式，让祭奠英雄等社会仪式得以有序化进行，并对抹黑英雄等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立法爱护英雄，属民族精神高度自觉性的体现。

英雄与民族的关联及其书写

英雄形象建构及其定型，涉及相应的社会空间及其时代氛围，包含当下“此时此刻”如何对历史上“彼时彼刻”英雄偶像等的解读。随着时代发展，特别缘于社会新陈代谢呈现的变化，诸如中国历史上王朝盛衰乃至更替，民族及民族主义面临重新界定与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国体由官僚资本为核心的四大家族统治转向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等，政体由国民大会制到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此对应，引领时代潮流的民族英雄自身往往也存在着阶层乃至身份认同及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国民对民族英雄及其典型事迹，往往也存在重新学习、认知的过程。对英雄事迹学习认知乃至认同，涉及民族文化的分析与把握。英雄事迹历经长久的历史元素积淀，往往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由此而论，即便有政权盛衰乃至更迭，民族英雄形象仍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和平建设时期，历史书写者往往有意识、有目的对某些战时民族领袖或英雄人物给予高度赞扬；或者利用媒介对细节进行话语解构，旨在论述有关英雄的事实。而缘于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阶层阶级利益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往往导致各界对英雄的看法或解读相差甚远。

总体看来，历史的长河流动不息，经过时光的凝练，相应的时代以及相应的民族能留下并称为英雄乃至民族英雄的人物多属凤毛麟角。否则，英雄称号乃至英雄史诗之谓有何必要？和平时期人民乃至民族，应珍惜战时作为一种无价财富而存在的英雄主义。如果不能恰当地对历史上英雄乃至民族走过的道路，或是轻视本民族的英雄，而对外民族的英雄倍感崇敬，势必会矮化本民族乃至自我。倘若英雄人物及其事迹被轻易地解构或成为文化产品被消费，那么该民族的子孙或后来者如何面对历史，如何面对祖先走过的路，将大成问题。如果国民不能正确面对历史，国家记忆就没有相应的参照系，更谈不上历史书写。

媒介化社会：英雄记忆及书写的新语境

英雄偶像的产生及其建构往往对应相应的媒介传播形式，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采用纪录片、连续剧，通过媒介以及图像等“声光化电”等形式进行传播。英雄事迹以及经过传播叙述以后产生的英雄偶像的价值和意义，常和官方的议题设置以及民间舆论存在关联互动，背后也涉及当下社会场景。媒介对英雄事迹报道及英雄形象呈现，可通过文字图片乃至声音，并与典型报道结合，所以媒介是对“彼时彼地”产生的英雄进行叙事与报道，并呈现议程设置。特别是面对社会危机或者重大的政治事件，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时代担当在媒体上有选择性的呈现或展示，也体现媒介事件和社会事件关联与互动。由此而论，英雄人物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是通过英雄人物自身的行为而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是英雄事迹经过媒介报道的呈现或展示（涉及报道的叙事框架），尤其是经过媒介有选择性的聚焦或解读而愈加引发社会关注。

经过历史凝练或民族记忆，纪念意义上英雄事迹的社会感知乃至英雄形象的认同往往体现特定的时空语境。这种仪式既体现在建立纪念碑，或在英雄逝世、诞辰日期举行座谈会或学术研讨等，也可通过博物馆展览纪念，或进行墓碑揭幕等隆重的社会仪式的纪念等，诸如国民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中山陵建筑与维护等，由此加强国人对国民革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认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建成从历史时空上再现日军侵华的罪行。

总体而言，一个强大的民族倘若无相应的英雄作为领军式、标杆式的人物，民族精神的衡量标准上就会自我矮化。任何一个英雄乃至民族英雄，若无缘无故地受到调侃化或非正当性的解构，都是异常危险的。官方和民间往往对英雄的解读存在不同，但也具有共识，特别是在关系到国家政权以及民族国家的发展前途，双方都强调加强对英雄形象的维护。因此，在公开场所采取保护民族英雄的相应法律措施是非常必要的。现今正处于媒介全球化的时代，当下少数历史书写者利用“彼时彼刻”所谓历史场景的复原，迎合媒介娱乐化语境，对英雄行为乃至事迹进行解构。如果不对英雄人物进行立法并采取相应的惩戒和褒奖措施，那些历经历史长河的经典英雄人物，可能会被一些所谓的“调侃”所抹黑。因此，对英雄人物进行立法并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让人们看到对英雄人物进行解构或抹黑，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也是应对媒介社会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新时代赋予历史上的英雄以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从国家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的发展来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业已发生变化。相应的时代要和这个国家历史经典的叙述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联系起来。如此背景下回溯历史，更应当留意英雄人物及其精神遗产作为民族财富、国家财富的巨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