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台湾警方的一番“壮举”，惊动了海峡两岸的网友。

事情是这样子的。台湾一女大学生，发现自己购买的1瓶酸奶被室友偷喝，遭室友否认后，怒而报警。

按照大陆网友习惯的剧情，警察到达现场之后，无非问几句话，然后苦口婆心的教育一番，说几句“勿以恶小而不为”，“室友之间要团结友爱”之类的话。

不然，还能怎么办呢？才一瓶酸奶而已，折合人民币13元钱，警察开车往返的油钱都比这个多。

（台湾的酸奶 图片来源：网络网络）

没想到台湾警察却格外较真。他们首先应报案女生的要求，派鉴别人员采集空瓶上的指纹。但因酸奶冷藏过，瓶身上有水的痕迹，无法采集到有效指纹样本。

当事人可能平日刑侦剧没少看，她直接要求警方采集空瓶上DNA找出偷喝者的身份。

台湾警方竟然照做了，依法通知其他5名女室友到警局接受采证，并用棉棒采取5名女孩的口腔黏膜细胞建立DNA比对样本，前后制作包含空瓶上共6组DNA样本送检，最终抓到嫌犯。

过程复杂繁琐就不说了，关键造价还不菲，整整花了人民币4000元！且不用报案人花一分钱。

这让大陆不少网友有些“羡慕嫉妒恨”。

虽然，中国各个省市对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不同的，但一般均在1000元以上。所以，别说酸奶被偷喝了，丢辆自行车，在国内基本上不算个事儿，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劳烦警察；至于两三千元的电动车丢了，警察就算立案，基本上无下文。

所以，看到海峡对岸的警察为了一瓶酸奶而大动干戈，不计成本，大陆网友大跌眼镜。

有人赞叹台湾警方的死磕精神；有人羡慕台湾人民不要太幸福。还有人还点出了台湾警方此举的良苦用心：公平正义是无价的，让每一个不守诚信者付出代价——社会风气的纠正，需要这种较真与坚持。

（微博网友评论）

也有理性的网友指出，台湾警察的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横看竖看，一瓶酸奶都承担不了这样的重量。但质疑的同时也有所保留：警方破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所以还要看台湾警方执法背后的动机和阶段性目的。

但关于成本效益比，台湾社会的反应，却是一番不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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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地网友普遍的“感动”不同，台湾网友更多是质疑：为了一瓶酸奶花4000元，这不是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吗？凭什么要所有人为一个人的诉求买单？

有台湾学者更是怒斥：这根本是浪费警力资源，浪费鉴证资源。

而台湾民警对此也是一肚子苦水。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相关民警对此无奈表示：

“民众为了自己的权益寻求警察的协助，警察一定会按照程序依据规定办理，但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往往与民众的损失不成正比。警察心里也总是会有浪费公共资源的不好感受。”

既然警察感觉性价比太低，心理负担沉重，为什么还要继续呢？

在台湾民众心中，相比刚性的执法者形象，警察更多的是“柔性的服务者”，他们不应高高在上，而是要和普通民众平起平坐。

（台湾警察 图片来源：台湾TVBS新闻）

台湾警民关系相对融洽。台湾学者罗世宏曾撰文描述他在台湾派出所的经历：

一次，他和几位内地友人去派出所借用厕所。一进所里，墙上就有“乡亲你好，欢迎来喝茶”的字样。所里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奉上饮料和水果，和他们热情攀谈。离开时，还将他们一行送到门口，欢迎他们随时过来。

去台湾旅游的大陆朋友，也能感受到台湾警察认真和热情。今年8月份，温州一女生去台湾垦丁旅游，恰好赶上了当地泥石流，与家人中断联系。心急如焚的家人请求台湾民警寻找女儿的下落，手中的线索仅有女生寄住民宿的照片和一笔刷卡付费记录。

要知道，当地民宿有数百家，靠仅有的刷卡记录与照片寻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台湾两名警员接获任务后，从网站上比对民宿的价位，再根据房型特色，一间间打电话询问可能入住的旅店，三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位女生。女生的家人非常感激，还给台湾民警寄去了锦旗。

（温州夫妇给台湾民警送锦旗 图片来源：中国台湾网）

在台湾，遵法守纪、文明执法只是最基本的要求，除了讲法律外，他们还得讲礼貌和人情味。这一角色身份的设定，当地法律的相关要求，让他们很难拒绝民众的需求。

别说寻人这样的大事，就算是有人在公交车上丢了一个便当、一把雨伞，报案后，台湾警察也会调阅监视器，出大批人力物力，帮民众把失物找回来。

但对民众要求事无巨细的回应，却让台湾警力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系统不堪重负。台湾警察对此很无奈：

“虽然不合理，但很难有比例原则遵循，牵扯到民众的权利义务，警方还是要做。”

有台湾学者呼吁道，台湾警方用“大炮打蚊子”，根本不符合比例原则，台湾应该比照一些国外城市的做法，设定相当的价值和侵害程度，作为案件处理的标准。超出标准之外，若民众坚持采样检验报告，相关费用自行承担。

也有台湾网友呼吁，为了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应该要有犯罪者承担侦查过程中的费用，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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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什么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做”这类明确的规范，所以台湾警方才会有了“为了一瓶酸奶，花4000元做DNA检测”这样一出“壮举”。

事实上，这也是内地和世界各国警察执法的普遍困境。刑事案件的侦破中，花费的成本远远大于该案件所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这是基本的常识。司法执法毕竟不是一门生意，不能怎么划算这么来，它最终的目的是要维护社会秩序，执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但是，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要面临这样的矛盾：警察要处理海量的犯罪，经费和人员却捉襟见肘。内地一名警察曾发文吐露一起普通案件背后的执法成本：

简单的一起单案，从发现线索，到明确对象，蹲点、守候、抓捕，办传唤、审讯、搜查、拘留、平台录入、体检、送看守所，3天内补充完证据（这其中还要求受害人配合、求鉴定部门配合，没少装孙子、加班费是没有的），提请逮捕，至少2个通宵是别想睡觉的。

（警察执法 图片来源见水印）

执法成本高昂，但一定时期内，公共资源就这么多。对哪些领域投入得多，对那些违法犯罪优先执法、重点打击，警察势必要有所选择，不可能面面俱到。

比如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的公寓被盗，家里的电视机、电脑、各种游戏都被偷走，警察盘点了丢失物品的清单后，让他们凭清单去向保险公司索赔。谢尔顿喋喋不休地请求警察抓犯人，警察转头就走，谢尔顿愤愤不平，他的室友勒拉德却很理解：人海茫茫，你要警察去哪找人呢？

（生活大爆炸剧照 图片来源：网络）

另外，媒体的曝光、当事人持续的反映、领导的重视和政策倾斜，也会影响警察对案件重要性的判断。比如2003年香港艳照门事件中，警方投入巨大力量，火速执法，逮捕销售明星隐私光碟的嫌疑犯。此举遭到部分香港市民的抗议，认为他们对明星区别对待。而香港警察权衡的是案件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其可能带来的示范效应。

事实上，警察的选择性执法不可避免。但全凭警方自由裁量，就会导致另一个困局：要么像台湾警方这样“用大炮打蚊子”；要么就会导致警察消极怠工和懒政，或者挑肥拣瘦、过度执法。

所以，这就像台湾学者呼吁的一样，要求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要遵循比例原则：即行政成本和行政效果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一方面，要尽量将执法对人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另一方面，执法在合法、必要的基础上，追求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大的效益。

最最重要的是，公权力机关必须将这一比例原则具体化、成文化，明确警察执法的行为和界限，哪些需要优先处理，哪些可以后延，背后司法资源的投入是多少，在不影响案件侦查的前提下，保持对公众的透明和开放，才能将警察的执法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并且能更好地为公众所接受。

参考资料：

《论警察的选择性执法》，作者：李明